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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年“三农”事业的探索与发展

更新时间:2019-12-01 08:10:16

作者:郑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研究中心研究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低,解决“三农”问题极其困难。如何解决中国人的饮食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挑战。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三农”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三农”的发展也为我们实现发达国家在几十年间经历了数百年的工业化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变得富裕和强大的征途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可以说,新中国70年来“三农”的大发展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和理论探索的成功。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深入实施农村振兴战略,与贫困作斗争。”中共中央2018年第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农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我们具有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亿万农民的创新精神、强大的经济支持、悠久的农业文明、强大的市场需求,完全有资格实施农村振兴战略。”这不仅是新时期如何实施农村振兴战略的指南,也是中国共产党70年来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经验。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小村庄,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缩影。图为小岗村现代水稻生产基地。新华社

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解决工业化进程中的“三农”困境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三农”问题不仅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面临挑战,而且还面临两个特殊问题:一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小农经济发展的局限性;二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只有赶超别人才能摆脱劣势,这就需要发展“三农”问题,为国家工业化做出贡献。这种多重因素在“三农”问题上的积累,加大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国家工业化的难度。然而,中国最终能够解决工业化进程中的“三农”困境,首先,正是因为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1949年,中国共产党“去北京参加考试”。它不仅面临着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也面临着如何解决工业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中国共产党根据“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经验,始终把“三农”问题放在重要位置,重视在国家工业发展过程中及时解决“三农”问题。在中国工业化初期,中央政府召开了多次全体会议,对“三农”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农业现代化列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先导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从推进国家现代化出发,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处理好统筹与局部、长期与短期发展的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城乡关系,探索形成适合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惠及农民和富农政策。它不仅保障了国家的工业发展,而且解决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三农”短板问题,促进了工农和城市的协调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优先发展农业和农村,明确指出“中国更强大,农业必须更强大;如果中国想要美丽,农村必须美丽。要想在中国富裕,农民必须富裕。农业基础稳定,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大局有保障,各项工作更加活跃。”我们坚持每年年底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讨论形成下一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后更名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也审议通过了一系列涉及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重大改革发展措施。2019年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中共农村工作条例》,强调“实施农村振兴战略是总体出发点,加强党在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领导,完善党的组织体系, 领导农村工作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和“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为解决工业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和工作保障。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三农”发展的内生动力日益增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以此为基础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开放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逐步深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三农”发展的内在动力日益增强。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有利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引导农民发展致富,已成为“三农”发展的重要基石。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统筹机制的构建,不仅为农村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也形成了建设美好家园的机制。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突出体现。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农业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农村公路建设,农村社会事业方面大力发展了教育和合作医疗。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渐形成了集体“一物一议”和农村社区财政补偿制度,以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进入新时代,我们将按照繁荣工业、生态宜居环境、文明农村环境、有效治理、丰富生活的总体要求,实施农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在实施农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将从2018年开始采取为期三年的行动来改造农村生活环境。深入学习和推广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改造”工程经验,全面推进农村生活环境改造,重点是农村垃圾和污水处理、厕所革命和村容改善。70年来,在国家支持、农民统筹参与下,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有序推进,农田水利、农村公路、农村电网、农村教育和农村卫生事业快速发展,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组织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开展扶贫工作,解决贫困地区农民生计和农业农村发展问题。解决贫困问题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自1982年以来,中国开始在甘肃省河西、定西、西海固(简称“三西”地区)扶贫开发,并在未来逐步扩大规模。自1994年以来,实施了“国家七年优先扶贫计划(1994-2000年)”以在七年内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绝对贫困问题。自2001年以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已经实施。它要求尽快解决少数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改善和提高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和贫困人口的整体素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进行了艰苦的扶贫斗争,进行了精确的扶贫。2017年10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常务会议上会见中外记者时强调,“到2020年,我们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有一个小康社会。在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上,我们不能落后。”中国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组织和动员全社会同贫困作斗争,制定了中国解决贫困的计划。它的成就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并在人类与贫困作斗争的历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充分发挥农民的创新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中国共产党不仅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保证农民的主导地位,而且在此基础上重视农民的创造力。

充分发挥农民创新精神,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新中国农业和农村70年的发展也是农民创新精神不断发展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重视农民的经验和技术总结,涌现出一大批农民育种家,如培育中国第一个矮稻品种的洪春丽和洪群英。在李登海培育的紧凑型杂交玉米创造了世界最高的夏玉米产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群众形成了“走遍千山万水,吃苦耐劳,言出必行,勇于冒险”的精神,走出了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进入新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农民群众因地制宜,创造了多种农村发展模式,将优秀传统农村文化的传承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将“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落实到农村生产生活中。这促进了美丽农村的建设,提升了农村资源的价值,拓展了农村发展的功能和空间,在实践中统一了农业强、农民机会多的美丽农村建设。

充分发挥农民的创新精神,促进管理体制的创新和完善。我国人口多、人均耕地少的农村的资源状况,对我们党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挑战,一方面是向农业现代化要求的组织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尊重农业的特点和农民的选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率先实现突破。它尊重农民的积极性,总结和推广农民首创的固定家庭生产定额的做法,形成和界定了以家庭承包和统一分配相结合的农村基本管理制度。基于这样的制度,在探索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的过程中,还创造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发展模式,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农村管理体制,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

充分发挥农民的创新精神,促进社会治理机制的完善。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群众建立了村民自治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1982年,村民委员会制度被写入宪法。1987年11月24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再次对其进行了修订。在实践中,农民群众因地制宜地创造了多种社会治理模式,推动中国农村社会朝着有效治理的目标发展。

充分发挥国家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作用,引领“三农”走向现代化。

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现代化发展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从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过程来看,农业在工业化初期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大势所趋。然而,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农业、城乡协调发展也是大势所趋。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逐步加大了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水平快速提高,“三农”发展空间扩大。

中国共产党一贯高度重视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投资。早在工业化进程的早期,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苏联的方法很难挖出农民。他们采取了所谓的强制销售制度和其他措施,以极低的价格夺走了太多农民的产品。他们以这种方式积累资金,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入工业化中期,中国一方面取消农业税,另一方面实行农业直接补贴和农村公共财政政策。结果,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

在国家工业化发展和经济实力增强的条件下,我们党探索了一条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的123个产业综合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的道路。消除城乡工农差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因此,中国共产党除了根据工业发展阶段实施发展农产工业、发展装备农业、比较工农价格等政策外,还从经济和社会组织方面进行了探索。20世纪50年代,它提出并建立了一个由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和士兵组成的农村社区组织。改革开放之初,它开始了发展农村工业和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世纪之交,它提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59.58%。城镇农民就业创业突破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发展路径,拓展了农民发展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推进123个产业融合和城乡一体化。它在理念和实践上突破了城乡二元发展模式,形成了强农业、富农、美丽农村的长效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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